一、邪教的特征
尽管各种邪教教义不同，打的旗号不同，活动方式也有差别，但邪教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打着宗教、科学的幌子编造歪理邪说。大凡邪教，往往把宗教教义、科学知识盗用一部分，篡改一部分，扭曲一部分，拼凑成所谓“教规教义”，把其歪理邪说披上宗教或者科学的外衣，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达到对成员精神控制的目的。
第二，神化邪教头子，进行精神控制。有的把邪教头子吹捧成“活佛”、“神仙”、“基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法力无边，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拥有绝对的权威。有的邪教头子自称是“神的化身”、“神的儿子”、“基督的肉身”等等，能包治百病，使死人复活。更有的甚至自吹为“救世主”，是来“拯救”全人类的。为了让成员完全顺从，邪教头子和骨干成员还利用各种谎言、骗术和心理暗示、诱导等手法，对成员进行“洗脑”。尽管方式不同、名称不一，但是无一例外地都把邪教头子吹捧为至高无上的“神”，使邪教成员感觉很神秘，对他顶礼膜拜，百般顺从。
第三，建立地下组织，进行非法活动。邪教组织在活动时大都偷偷摸摸，暗地里进行，行为十分诡秘。他们的活动均选择偏僻地点，在深夜进行，并派专人分段接送，设立多道岗哨。有的邪教组织规定，其成员一律不准使用真名，要互称“灵”名，暗号联络，不准打听对方的真名、籍贯；活动时，不准携带任何证件。还有的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地下组织体系，邪教头子之下设多层组织，有的叫“大区”、“小区”，有的叫“教会”、“小组”、“小排”，有的还按地域划分若干“牧区”。有的还规定，站点、小分会以上的负责人均由总部任命，并实行异地交流。他们内部等级和戒律森严，要求其成员绝对服从邪教头子，严禁脱离和背叛邪教组织。
第四，不择手段地骗敛钱财。邪教头子对钱财都特别贪。虽然玩弄骗术不同，但他们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敛财，尽可能地把成员的钱财放到自己的腰包里来。邪教要求“成员要完全奉献，来满足教主的旨意”，宣扬“奉献”得越多，得到“平安”、“恩典”越多。有的以欺骗、恐吓等方式，向成员销售分文不值的“圣水”、“圣物”，吹嘘能够“治百病”、“保平安”、“上层次”，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第五，言论反动，扰乱人心。邪教往往利用成员的心理特点，以邪教的反动教义煽动其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挑动信徒从事反社会的活动；有的利用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贫富差别等社会问题，离间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破坏社会稳定；有的借天灾人祸散布谣言，煽动群众对抗政府。这些都赤裸裸地表明了邪教反政府、反社会的本质。
第六，宣扬“末日来临”。编造“世界末日就要来到”、“大灾大难即将降临”等歪理邪说，恐吓和诱骗群众，是邪教惯用的手法。他们有的说地球就要大爆炸，有的说地球将变成一团火，有的说洪水很快会淹没整个世界，借此制造恐慌。然后，再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宣扬只有听他们的话才能得救、升天和脱离苦海。尽管这些谣言一次次地破灭，但他们总会继续编造出种种理由，来隐瞒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宗教与邪教的区别
第一，是否搞教主崇拜。传统宗教中，人、神是有区别的。传统宗教的崇拜对象是超越于人类的自然的神，如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佛，伊斯兰教的安拉，印度教的婆罗门，道教的太上老君等。邪教的教主则都自封为“神”、“主”、“活基督”，有的还称帝。他们集神权与教权于一身，扮演着世界创造者、主宰者和救世主的角色，宣扬自己所谓的种种特异能力，迷惑信徒，并企图“改朝换代”，有明显的政治野心和政治色彩。
第二，与社会相协调还是反社会。传统宗教除强调追求天国幸福之外，还关注人们的现世生活，它们多以济世、护国、利民为宗旨，给人们以安慰、劝勉和鼓励，如基督教教人博爱、忍耐、宽容；佛教教人慈悲、宽大；伊斯兰教主张两世吉庆等。邪教则刻意渲染的恐怖性和紧迫性，扬言世界末日将至、天国将临，惟入教方可获救等邪说，制造恐怖不安气氛，甚至聚众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由此导致两类极端行动的发生：一类是煽动信徒在所谓的“世界末日”来临之际集体“升天”、“寻主”自杀；另一类是为建立地上天国对社会实行暴力攻击，达到其“改朝换代”的罪恶目的。
第三，是否遵守社会公德和道德准则。传统宗教力求与社会相适应，积极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类。如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基督教的“荣神益人”，道教的“慈爱和同、济世度人”，伊斯兰教的“善行”。各种宗教的教内制度并不危及宪法、法律赋予信徒的基本权利。宗教教职人员对信徒不以暴力相胁迫，不对教徒进行精神控制，而是采取劝诫的方法。邪教立言行事则违背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法律规范，使用欺骗、恐怖的手段，对教徒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进行控制，对他们合法权利进行强力剥夺，对他们身心进行残酷摧残。表现为诈骗钱财，盘剥信徒，破坏家庭；蹂躏女性，摧残生命；装神弄鬼，致人伤残或死亡；建立封建家长式制度，实行专制统治，秘密结社，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第四，遵纪守法还是违犯法律、对抗政府。传统宗教以遵纪守法为己任，故其活动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它们并不以颠覆现政权、建立神权政治为目标，而是寻求与政权相协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民间团体的辅助作用，走爱国爱教的道路。邪教的种种反社会行为，则与法律相抵触。随着教主权势欲的极度膨胀，往往发展为敌视政权甚至谋求取而代之的政治意图，企图推翻政府。邪教的这一倾向表现在组织形式上，是政教合一型结构的出现；或模仿内阁制，或模仿封建帝制。
第五，公开活动还是秘密传教。宗教的传教活动是公开的，僧侣在寺庙中公开讲经，主教、神父在天主教堂中公开布道，这是人们经常能够看到的。邪教则大多采取秘密结社的方式，进行秘密活动，其行动往往非常诡秘，以此来掩盖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第六，是否有自己的经典教义。宗教有自己的典籍，有自己的教义，且渊源久远；邪教的所谓“教义”都是些危言耸听或信口开河之类迷妄之言的大杂烩。
三、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对邪教组织作如下界定：“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这个界定包含四个要素：一是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形成歪理邪说和组织；二是散布歪理邪说是其控制和发展成员的主要手段；三是其行为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四是其组织是非法组织。
四、
第一，反人类。这是邪教本质的首要表现，集中体现在编造和散布“人类罪恶论”。妄言人类自身具有不可饶恕的罪恶，人们必将经过“大灾大难”，甚至“地球爆炸”、“人类毁灭”，煽动只有加入邪教才能得到拯救。鼓吹“人生宿命论”，以“人生灾难”、“人类劫难”摧垮人们的意志，主张人们放弃一切“执著心”，逃避现实，远离社会，听天由命。一旦其歪理邪说不能自圆其说，预言破灭时，往往采取残害其成员生命的方式，制造人间悲剧。
第二，反科学。现代科学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邪教反科学的本质，突出表现在他们宣扬的神秘主义和“教主”的所谓“神通”、“法术”上。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声称他有“预言能力”、“透视能力”、“透听能力”等等。美国的邪教组织“天堂之门”利用互联网传播歪理邪说，一心希望波普彗星能把他们带上天堂，幻想破灭后，数十人集体自杀。“法轮功”邪教“教主”李洪志也吹嘘他可以“往来于宇宙各个不同的空间”。这些都是明显反科学的骗人鬼话。
第三，反社会。突出表现为逃避现实社会，对抗现实社会，破坏现实社会。邪教组织都把其小团体打造成一个封闭的社会，不准其成员与正常社会交往，将他们与正常社会隔绝起来。一旦邪教组织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就采取各种极端手段对抗社会，破坏社会秩序和安宁，与现实社会严重对立。
第四，反政府。邪教的反政府本质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表现也不尽一致。突出表现在竭力散布“政府无用论”和“法律无用论”。宣扬政府面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鼓动人们只能依附邪教“教主”才能得救。李洪志鼓吹“全人类都归我管，我要管不了你，谁也管不了你”,“人类制定的法律就是在机械地限制人，封闭人……人都像动物一样被管着，没有出路了”。“全能神”邪教“教主”赵维山鼓动信徒“振作起来，舍去生命，舍去一切，不惜个人的得失，在神的率领下与大红龙(指中国共产党)展开一场鱼死网破的决战，将大红龙灭绝，建立全能神的国度。”公开煽动其成员与政府对抗，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五、
第一，“教主”崇拜。邪教“教主”都极力神化自己，以欺骗手段把自己打扮成活着的“神”，号称自己拥有许多超自然的神力和权力，诱骗邪教成员只能唯“教主”之命是从，为“教主”而生，为“教主”而死。
第二，精神控制。邪教“教主”为达到使其成员对自己绝对忠心的邪恶目的，以各种歪理邪说、谎言骗局、心理暗示等手法，并用惩罚、威胁等恐吓手段，对其成员实行“洗脑术”，进行精神控制，使其丧失独立判断能力，“进得来、出不去”。
第三，编造邪说。邪教“教主”宣扬具体的“世界末日论”、“人类灾难论”等歪理邪说，利用各种恐吓手段制造恐慌心理和恐怖气氛，使其成员狂热地、盲目地追随邪教“教主”。
第四，聚敛钱财。邪教“教主”要求“成员要完全奉献”，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同时，高利润地销售其书籍、音像制品、练功用品等，从而暴富。
第五，秘密结社。邪教一般都以“教主”为核心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采用十分隐蔽的联络方式，通过秘密聚会、“传教”、“练功”甚至采用暴力手段等方式发展邪教成员。
第六，危害社会。突出表现在用极端的手段与现实社会对抗，不仅威胁个体生命和群体利益，还危害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
六、
邪教“教主”一开始就神化自己，以欺骗手段把自己打扮成“神”，号称自己拥有许多超自然的神力和权力。“法轮功”邪教“教主”李洪志就吹嘘自己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有“推迟地球爆炸时间”的大神通。他自吹比老子、释迦牟尼、耶稣还高明，出言便是“经文”。在邪教“教主”的欺骗和蛊惑下，受“教主崇拜”心理的驱使，被邪教蒙蔽的人员对邪教“教主”顶礼膜拜，任其摆布、操纵。
七、
精神控制是邪教“教主”为巩固其“神圣”地位，维持其成员效忠自己的主要手段。邪教“教主”以各种歪理邪说、谎言骗局、心理暗示等手法，并用惩罚、威胁等恐吓手段，对其成员实行“洗脑术”，使加入其非法组织的人员“进得来、出不去”，人人自危，从而达到精神控制的目的。“全能神”邪教恐吓信徒对于神只能是“绝对的服从，不能有一丁点自己的意识”，“对神所作都百依百顺，没有任何怨言，不论断，不分析，更不研究，以至于你们都能对神顺服至死，像羊一样任神牵、任神杀，没有一点怨言”。同时鼓吹灾难来临，“全能神”的话“就是权柄”，不能改动，否则“必遭我击杀”。这种精神控制，是严密的组织控制、残酷的人身控制，使被控制人员意志消沉、精神麻木，丧失自我，失去对社会、家庭的责任感，对邪教“教主”形成一种病态的执著依赖和疯狂迷信。
八、
邪教组织要达到敛财、诱骗并控制成员等目的，都必然要编造一套歪理邪说，以便自我标榜，装点门面，欺世盗名，妖言惑众。最典型的是肆意编造和宣扬“末世论”，以“宇宙大爆炸”、“地球很快就要毁灭”等恐吓人。大肆渲染“现世恐怖论”，耸人听闻地说“现在的社会整体下滑”，“人如果再滑下去就面临毁灭、彻底毁灭”云云。在此基础上抛出“圆满”说，鼓吹只要修炼，就能够成为“无所不能”的“天国之人”。邪教“教主”自称是当今唯一的“救世主”，要按其指引的路去修炼，才能得救。大肆宣扬“真正修炼的人是不会得病的，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其目的是让成员俯首帖耳依附于他。
九、
邪教组织要求其成员交纳“奉献款”，宣扬交得越多就越能得到“福报”，更快地进入“天国世界”，致使其成员变卖家产交“奉献款”，弄得家徒四壁。邪教组织常常组织开办各种“培训班”，收取高昂学费，或通过所谓“心理治疗”骗取高价的“治疗费”，或推销他们非法编印的图书、音像制品、标识物等获取高额利润，甚至开办“连锁店”兜售其“产品”，毫不费力地聚敛大量钱财，建立活动据点，以商养教。
十、
一般都以邪教“教主”为核心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要求其成员断绝或疏远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绝对服从邪教“教主”，并通过发誓、赌咒或相互告发等手段，严禁他们脱离或背叛邪教组织。美国的“大卫教派”邪教组织建立的“骆驼山庄”，在山庄内囤积军火，自成体系。邪教组织内部分工明确，有严格的管理控制制度，包括各级组织的撤并及人员的安排、任命等。采用十分隐蔽的联络方式，通过秘密聚会、“传教”、“练功”等活动方式发展邪教成员。有的还成立“护教团”，用暴力、恐怖手段防止成员“叛教”。
十一、
从2004年境外“法轮功”邪教组织抛出《九评共产党》（以下简称《九评》），煽动退党、退团、退队（以下简称“三退”）以来，“法轮功”邪教组织从所谓“不参与政治”到明确提出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进行反华、反共活动，其反动政治本质暴露无遗。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敌视。《九评》蛊惑说：“从精神上肃清共产党的流毒，从心理上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跳出恐惧的枷锁，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二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背叛。李洪志鼓吹中国历代称“朝”不称“国”，“中国的真实意义是不存在的”，这显然是对中国文化的任意曲解，是对中国历史的极大歪曲，是对中国现实存在的根本否定，完全背叛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三是对西方反华势力和各种敌对势力的谄媚讨好。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不遗余力造谣滋事、诋毁中国。中国加入世贸，举办奥运会，“法轮功”邪教极力阻挠；西方反华势力在国际人权大会上提交反华议案，“法轮功”邪教为其提供“炮弹”，并组织力量在国际人权会议上闹事；利用“明慧网”等反动宣传媒体炒作国内热点敏感事件，散布政治谣言，成为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卒。四是不断进行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利用互联网发布指令，传递反动宣传品；利用手机短消息功能传播反动信息；利用自动传真机群发反动宣传品；拨打IP电话散布反动言论；张贴、散发、邮寄、投放反动标语、传单和光盘等。
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邪教组织，而是国际反华势力所豢养，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反动政治组织。
冒用宗教名义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在我国，先后有20余种冒用宗教名义邪教组织在活动。分别是：“门徒会”、“全能神”（又称“实际神”或“东方闪电”）、“呼喊派”、“统一教”、“三班仆人派”、“灵灵教”、“新约教会”、“观音法门”、“主神教”、“全范围教会”、“灵仙真佛宗”、“被立王”、“圆顿法门”、“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华南教会”、“耶稣基督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简称“血水圣灵”）、“常受教”、“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能力主”、“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等，上述邪教有些基本停止了活动，有些转变或派生出了新的变异组织。目前，活动突出的主要有“全能神”、“门徒会”、“呼喊派”、“血水圣灵”、“观音法门”“全范围教会”等。
十三、
冒用基督教名义邪教组织通常打着基督教旗号，盗用基督教经典，断章取义，编造邪说，模仿基督教教义教规，如祷告、家庭聚会等，极力营造基督教的活动氛围，以此迷惑群众。通常有以下特点：一是宣扬“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只有“入会”，才能解除病痛、祈求幸福保平安；二是鼓吹“信基督”就有饭吃、有衣穿、有钱用，蛊惑人们荒田荒地、不生产、不发展经济；三是采用拉拢、诱骗、威逼、色情、暴力等手段发展控制成员，鼓动其成员抛弃家庭、亲情，外出“传教”；四是“教主”以各种名义聚敛财物，欺骗、威逼、奸污女成员，传播人员行踪诡秘，与人交往时不说真名，多采用单线联系；五是恶意攻击政府，以各种名义诋毁政府，煽动被裹胁群众抵制党和政府的政策，插手基层政权。
十四、
“末世论”是古今中外一切邪教组织宣扬的歪理邪说之一。邪教之所以要编造一套“末世论”来恐吓人，目的是先把人吓住，再骗人信其邪说，进其圈套，入其组织。邪教“教主”为了发展组织，巩固其“神圣”地位，都要散布危言耸听的“人类毁灭”、“地球爆炸”等谬论，宣扬世界末日来临，以此制造恐慌心理和恐怖气氛。邪教“教主”紧接着把自己打扮成唯一的“救世主”，通过引诱、洗脑、恐吓等手段，使邪教成员消沉、盲目，形成一种病态的固执与疯狂，丧失理智和判断力，丢掉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感，唯“教主”之命是从，以此对成员进行精神控制，进而支配他们的行为。
十五、
邪教“教主”作为职业化的骗子，使出了许多骗人手法，他们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常常使善良的人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直至家破人亡，都很难醒悟。
第一，用歪理邪说欺骗人。邪教“教主”要达到敛财、控制成员等目的，首先就要骗人相信，引人崇拜。为此，他们都精心编造一套荒诞离奇的如“末世论”、“劫难说”、“巫神论”、“天国说”等歪理邪说。这是古今中外邪教惯用的谎言。
第二，用宗教幌子蒙蔽人。在我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邪教组织为给自己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以欺骗群众，逃脱法律制裁，往往要冒用宗教的名义，使其在教义、仪式等方面与宗教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以欺骗那些有宗教需求而又缺乏宗教知识的群众，使他们去除戒备，误以为是参加正常的宗教组织或宗教活动，而实际却陷入了邪教的泥沼。
第三，用治病、免灾诱惑人。邪教往往在老百姓日常最关心的平安、健康等问题上打主意做文章，通常用治病、免灾作为最初的诱饵，鼓吹只有加入他们的组织才能消灾避难，治病强身，一年四季“保平安”，从而诱惑群众加入其组织。
第四，用各种把戏吓唬人。邪教常利用人们对鬼、神等虚构的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心理，先把人吓住，然后又兜售免除恐惧的“法宝”——加入邪教组织。如看相算命、装神弄鬼、蚂蚁写字、白纸显字、玩符谶等一些荒唐可笑的把戏，均是近年来一些邪教在农村惯用的吓唬人的伎俩。
第五，用小恩小惠笼络人。邪教在农村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用一些群众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看重实惠的现实情况，投其所好，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拉人入伙，培养“效忠”意识。
第六，用暴力手段胁迫人。邪教组织使用暴力强行拉人入伙，并不断胁迫他们继续参加违法活动。为巩固自身势力，邪教组织还对那些脱离组织的“叛徒”和拉拢其成员的“对手”大打出手。
总之，邪教骗术可谓五花八门，难以尽数。这些阴险、龌龊的手法使不少群众对其真假难辨，上当受骗，不能自拔；在其胁迫下，欲罢不能，走投无路。
十六、
识别邪教活动主要是“四看”：一看“教主”是否活着，如果所拜的“教主”是活着的人，则大体上可以怀疑是邪教；二看所宣扬的内容，如果所宣扬的内容违背伦理道德，对抗现实社会，吹嘘“教主”无所不能，具有各种神通，要求信徒舍弃一切追随“教主”，绝对服从的，则大体上可以判定为邪教；三看对现世的态度，邪教对生命的基本态度是弃绝、攻击，对人世的基本态度是污蔑这个世界已经坏到极点，应当破坏并尽快离开它，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四看活动方式，邪教采用秘密结社的方式，一般实行单线联系，使用“灵名”、“暗语”，聚会活动鬼鬼祟祟，并有人望风。综合四方面的情况，就基本可以识别邪教活动了。
在现实生活中，简单地讲，让你荒了田、抛了家、弃了学去相信“神”的是邪教；宣扬“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只有加入他们的组织才能得救的是邪教；鼓吹入了“教”能治病、能消灾避难的是邪教；欺骗、威逼妇女受“教主”凌辱的是邪教；说传统宗教“过时”了，要相信新“神”的是邪教；非法聚会时鬼鬼祟祟、乱唱乱跳，甚至做出违反人伦的行为的是邪教；让你用骗人的手段诱使他人加入的是邪教；加入后不让退出的是邪教；把社会、政府、普通老百姓当成“魔”的是邪教；以“神”的名义煽动成员对抗政府的是邪教。
